潘汉年案件被错判是因何?-历史趣闻网

彭树华曾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庭庭长、审判委员会委员。对他而言,他的职业生涯里最特殊的一次经历,是参与审判潘汉年案。

查阅案卷发现漏洞百出

潘汉年(解放后曾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,解放前主要在白区从事情报工作,直接对周恩来、康生和毛泽东负责。因曾密会汪精卫,1955年他被毛泽东批示“此人从此不能信用”)是1955年被捕的,不知道为什么一直会拖到1962年才审。接到审判任务后不久,我们便到秦城监狱翻阅潘汉年案卷材料,查找证据。可我和同事丁汾看了案卷后,共同感觉是:材料很多,可是可以作为证据的却没几条。

公安部预审认定潘汉年的罪名主要有3条。一是1936年投降国民党;二是抗战期间投靠日本特务机关和秘密会见汪精卫;三是上海解放后掩护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,并向台湾供给情报,引发上海“二六大轰炸”。对于指控,他只承认和汪精卫见面是一个严重的错误,除此之外,他一概不承认。但是,在看案卷时,我也发现了一个微妙之处:对于充当国民党特务的指控,公安部某位领导提审时,潘汉年认了罪。当时我们听说上面给潘汉年做了一些思想工作,告诉他只要认了罪、判了刑就放人。

其实,仅从常识出发,我就感觉此案漏洞百出。比如给国民党提供情报“轰炸上海”的指控,上海大轰炸是1950年,那时候国民党撤到台湾才没几天,他们对上海的工业布局很熟悉,会需要特务提供情报?

阅完案卷后,我产生了一重顾虑:对案子的疑问,谈还是不谈?――谁都知道,这个案子是党中央毛主席定的,你还敢说三道四?

“我们只是办理法律手续”

从秦城监狱回到北京,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吴德峰很认真地听我们汇报,最后说了一句:“对潘汉年案的其他问题,我不想说什么,中央既然对他的问题定了案,我们对中央的决定,只有坚信不疑,认真做好审判工作,完成中央交给我们的审判任务。”

后来吴德峰安排我们单独跟谢老(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)见面,谈谈对潘汉年案的看法。听完汇报,谢老沉默一段时间后说:“你们对潘汉年案卷材料看得很仔细,提出了你们的看法,这很好。不过你们提出的问题,我们最高法是搞不清楚的。德峰同志跟你们说过了吧,潘汉年案是中央交办的案子,我们只是办理法律手续。”谢老可能看出我有情绪,转头问我:“你读过王勃写的《滕王阁序》吗?”然后说王勃的这篇文章里,有这样两句话:“屈贾谊于长沙,非无圣主;窜梁鸿于海曲,岂乏明时。”说完王勃的诗,谢老又看似很随意地说起另一位历史名人:“还有宋代的岳飞,他主张抗金,却被诬陷要谋反。难道当时没有人知道岳飞是被冤枉的吗?当然有人知道。但在当时,宋高宗一心要和金人议和,所以谁能救得了岳飞?”

开庭时法庭窗户封得死死的

最高法最终决定将开庭时间定在1963年的1月9日。因为潘汉年案涉及国家重要机密,采取不公开审判,不许记者旁听、不公开报道。参加旁听的200人都经过严格审查,全是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司局级以上的干部。为了保密,法庭的窗户都被封得死死的。

审讯没有遇到任何困难。对于起诉书指控的罪行,潘汉年都认了下来。

虽然早在秦城监狱阅卷时我们就对“犯罪事实”有所质疑,但又知道对潘案中央高层早有定论,无法改变这一结果,所以最终我们只能违心罗列了潘汉年的三条罪状,写了判决书。判决书定稿后上报中央审批,是周总理亲自审核批准的,潘汉年被判有期徒刑15年。

正像传闻说的,潘汉年认了罪、审判后马上就自由了――1个月后,他被假释出狱。

反证很多只是没附在案卷里

完成潘汉年一案的审判后,这件事对我来说就告一段落。没想到“文革”一来,本已尘埃落定的潘汉年案却再一次被政治风浪高高地卷起。1967年5月22日,潘汉年再次被抓进秦城监狱。1970年,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二办公室写了一份报告,建议:“将潘汉年永远开除党籍,判处无期徒刑,终身剥夺政治权利。”

潘汉年1982年得以平反,此时他已去世5年。为潘汉年平反的材料,是中纪委牵头进行的。在他们后来提交给最高法的材料里,我们看到了很多当时根本没有看到的重要材料――比如潘汉年当年发给总理和罗迈的电报,证明他的行动都是经中央批准的。还有王明当年派潘汉年时,写给毛泽东、朱德王稼祥的信,信里清楚写着派潘汉年回来的目的,是与国民党、第三国际和国民党联合抗日。听说1955年潘汉年被捕后,周恩来、李克农出面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写了正式报告。李克农在报告里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证,请中央慎重考虑潘汉年问题。

当时不少冤假错案,都是像潘汉年案一样,有关部门为了保密,不将有关证据材料附卷移送到法院审核,以致错判。(摘编自《三联生活周刊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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