戈尔巴乔夫访华 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-历史趣闻网

外长互访为高级会见做准备

1988年秋天,随着牵制中苏关系正常化的“三大障碍”逐步得到消除,特别是柬埔寨问题的解决开始有了眉目,作为这一“正常化”标志的中苏高级会见自然就被双方摆到了议事日程上来。

1988年12月1日,钱其琛外长到达莫斯科。这是30多年来中国外交部长首次踏上苏联的领土。中苏两国外长着重就早日彻底解决柬埔寨问题交换意见,并达成了一些共识。

2日,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钱其琛外长。在交谈中,戈尔巴乔夫主动说:对于苏中之间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,苏方“也有过错”。这是在长达1小时40分钟的会见中,戈尔巴乔夫所说的最有分量的一句话。听得出来,此话不是随便说说的,而是经过深思熟虑、有备而讲的。苏联最高领导人正式向我方承认有过错,这在中苏关系史上是比较少见的。

谈及中苏高级会见时,戈尔巴乔夫还主动表示,出于种种考虑,他准备前往北京。鉴于在这次会见前,双方已就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时间表这一关键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,钱外长便顺势转达了中国领导人欢迎戈于1989年访华的邀请。参照他的表述,苏方与我方还达成了以下共识:中苏高级会见是指邓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。

就这样,戈尔巴乔夫1989年正式访华,与邓小平举行高级会见一事便正式定了下来。

1989年2月2日至4日,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对中国进行了回访。这是新中国成立40年以来,到我国进行正式访问的第一位苏联外交部长。

中苏两国外长就早日彻底解决柬埔寨问题继续交换意见,又达成了一些新的共识。

由于小平同志4日将在上海会见谢瓦尔德纳泽,中苏两国外长便于3日一起飞抵沪。在会见中,老人家说出了已成为“世纪经典”的八个大字:“结束过去,开辟未来”。他还扼要点明了:与戈尔巴乔夫见面时,大体上讲些什么,怎么讲。

两个具有政治含义的礼仪安排

在中苏高级会见的准备工作中,还有两个具有政治含义的礼仪安排:其一,对苏联人仍以“同志”相称。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之前,中共与苏共无论在口头上,还是在书面上,均以“同志”相称。在新中国成立后很短一段时间内,中苏双方在书面上曾互称“先生”。毛泽东主席1949年底至1950年初第一次访问苏联时,苏方在公开报道中就称他为“先生”。国内有些人当时对苏方这一做法感到不可理解。曾长期主管对苏工作的余湛副外长对此解释说:这只是一种策略考虑,以免西方怀疑我国是苏联的“附庸”。为此,双方事先有专门约定。1950年2月,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》签订之后,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,双方在书面上就改以“同志”相称。

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,双方以“同志”相称。赫1964年下台后,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,对苏联人是否仍以“同志”相称,便成了一个比较敏感的政治问题,但我们也没有称其为“先生”。1969年春夏在两国边境地区发生严重的流血冲突后,当年9月11日,周恩来总理在首都机场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时,第一句话就是:“你好吗,柯西金同志?”戈尔巴乔夫1985年入主克里姆林宫之后,双方都希望使中苏关系由冷转暖,而且,两国实际上依然承认彼此的社会主义性质。于是,对苏联人是否称“同志”,问题就不像过去那样敏感了。在小平同志请人给戈尔巴乔夫所带的口信中,对他就以“同志”相称。

尽管这样,鉴于中苏关系长期严重恶化,在戈尔巴乔夫来访及此前的两国外长互访时,对苏联人究竟以何种敬语相称,还是作为一个问题提了出来。最后是这样定的:在访问日程表、宴会请帖上,称戈尔巴乔夫及其他苏联人为“同志”;在会见、会谈中,不妨也称一两次“同志”,但不可过于频繁;在新闻报道中,对苏联人一般以职务相称。

其二,与苏联人见面时“不拥抱”。谈及与戈尔巴乔夫访华有关的问题时,小平同志曾特别交代:与苏联人见面时,只握手,不拥抱。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礼仪问题,它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。

见苏联人时“不拥抱”,这是邓小平针对20世纪下半叶那段曲折的国际共运史和中苏关系史有感而发。“不拥抱”这三个字形象地勾勒出中苏关系未来的定位:睦邻友好合作,而不是20世纪50年代的那种结盟“抱团”。

后来一位苏联朋友透露,中方礼宾人员曾把这一提醒特意透露给苏联驻华大使馆,特罗扬诺夫斯基大使又立即将其报告了戈尔巴乔夫本人。1989年5月16日10时,戈尔巴乔夫见到邓小平同志时,确实没有忘记这一“提醒”,只与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握手。不过两人握手的时间相当长,有位朋友看电视直播时掐着手表算了算,整整35秒钟。

历史性的握手

邓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定于5月16日10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始举行。

9时10分至20分,李先念、姚依林吴学谦、阎明复等领导同志和钱其琛外长陆续来到了东大厅。

9时35分,小平同志在女儿萧榕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了东大厅。小平同志话不多,老人家告诉大家:请人给戈尔巴乔夫带口信以来,在这三年多时间里,“就想着今天怎么样跟他谈”。

9时55分,车队过了六部口。在东大厅的人员被告知:从此刻起,中央电视台开始向全世界直播邓戈会见的实况,要大家注意举止仪容。这种电视直播在我国外交史上尚属首次。

10时差一两分钟,小平同志破例到东大厅正门外迎客。此时,已在那里等候多时的中外记者,黑压压地一大片站在又宽又高的大梯子上。

10时整,戈尔巴乔夫来到小平同志跟前,中苏两位最高领导人的手握在了一起。一二百盏镁光灯顿时闪成一大片“银色火海”。

结束过去开辟未来

10时过了三四分钟,宾主入座。小平同志一开始就表示,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。他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两国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。接着,小平同志开门见山地指出:“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:结束过去,开辟未来”。他说,现在结束过去,过去的事情完全不讲恐怕也不好,“总得有个交代”。对于中方的看法,“不要求回答,也不要辩论”,“可以各讲各的。”

小平同志指出:沙俄“侵占”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,从中国“得利最大”,“以后延续到苏联”。“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”,“中国人感到受屈辱”。

小平同志谈及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论战时,说自己是“当事人”之一,“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”。他指出,经过20多年的实践,回过头来看,“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”,“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。”对于这场大论战的是非,我国从未作出过正式表态,在会见中,小平同志代表我国国家首次作出了这样的评价。

小平同志指出,从60年代中期起,中苏关系恶化了。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。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?中国“很自然地”“得出了结论”。

小平同志强调:历史账讲了,这些问题就“一风吹”,“把重点放在未来”。

中苏关系正常化包括两国、两党关系的正常化。两国当时依然承认彼此的社会主义性质。在会见中,小平同志花了近20分钟时间专门谈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两大问题。他指出:马克思去世以后100多年,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,在变化的条件下,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,“没有搞清楚”。他还说:各国必须“根据自己的条件”建议社会主义;“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,也不可能有”;“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,甚至失败。”在苏联正面临着复杂局面的紧要当口,小平同志特意与戈尔巴乔夫谈马克思主义、社会主义,是有很深用意的。

12时30分,中苏高级会见结束,历时2小时又30分钟,比原定的“超长”会见时间还超出了半个小时。

拜见长辈毕恭毕敬

在此次中苏高级会见中,戈尔巴乔夫对小平同志是很尊敬的。

5月15日中午12时,戈尔巴乔夫飞抵北京。这是继赫鲁晓夫1959年9月30日到北京参加中国国庆十周年活动后,苏联最高领导人30年来首次踏上中国的领土。他在首都机场发表了一篇颇有亲和力的谈话。他说:苏中两国有个一模一样的民谚:“百闻不如一见”。对于中国的改革,真可谓已经是“百闻”了。今天,我与拉伊萨·马克西莫芙娜(戈尔巴乔夫夫人)正是为这一个“一见”而来的。我将同中国的领导人谈谈,与老百姓聊聊,尽可能多看看。

16日上午10时刚过,戈尔巴乔夫在小平同志的陪同下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时,表情显得有点紧张。他一边落座,一边打开随身带的手提箱。一支笔突然从箱内掉落在地,发出小小的响声。戈尔巴乔夫当场对这个小“闪失”显得有些尴尬,连忙弯下腰去捡起那支笔,定了定神后庄重地说:“我们政治局全体都赞同您那句著名的话(即“结束过去,开辟未来”)。”

坐在这位曾震撼过世界的“传奇人物”身旁,戈尔巴乔夫的崇敬之情显而易见。他一直聚精会神地听老人家在讲,不时边听、边记、边点头,连连说:“对”,“是的”,“同意”,“完全赞同”。他偶尔也插插话,比如,当小平同志忆及三年前请人给他带口信时,他“幽默”了这么一句:“三大障碍”——三年时间,正好一年解决一个。当小平同志谈及对中俄、中苏关系一些问题的看法时,戈尔巴乔夫或者声称,苏方对此有不同意见,但今天不准备争论;或者表示,这些年没有白过,弄清楚了不少问题。

面对俄中关系三四百年的风风雨雨和苏中关系三四十年的恩恩怨怨,戈尔巴乔夫讲了三层意思,对小平同志有关中俄、中苏关系的谈话做出了回应:一、对俄中、苏中关系中某些问题的成因,苏方有自己的看法;二、对两国间在不太久远的过去所产生的某些问题,苏方“也感到有一定过错和责任”;三、同意过去的问题就讲到此为止。

谈到中俄、中苏关系的历史时,小平同志虽然从负面角度点了“沙俄”、“苏联”的名,有些话说得还相当重,但戈尔巴乔夫没有进行争论。

大约两年过后,一位曾经跟随戈尔巴乔夫到中国访问的苏联朋友在莫斯科透露说:戈尔巴乔夫到北京是去“朝见”邓小平的。他在内部曾说过,邓小平传奇的一生充满着智慧,在邓小平面前,无论从哪方面看,他都是个“小字辈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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